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明确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部分组成。

第三，立法过程的自发性。正式立法权的配置基本上体现了全国性事项归中央、地方性事项归地方。

在正式模式下，相关法律文件名称中则不包含试行或者暂行的概念。其次，这种社会效果可体现在调整对象的存在与发展状态上：要么某种状态明显改善，要么某种状态持续恶化，例如，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行政审批事项是否减少，行政审批效率是否提高，人民办事是否更加便捷，办事成本是否降低。第二，地方先行试验立法可采用哪些模式，不同模式如何选择。因此，不能将立法试验运行制度简单地等同于法的制定程序。一种可能的猜测或者解释是，既然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权包括正式立法权和试验立法权两个方面，则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所指向的立法事项就应包括先行试验立法权在内。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地方先行立法基本上都是自主、自发进行的，且这种自发性会带来地方先行立法的无序性。我国《立法法》没有对地方性法规先行试验立法的期限作出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患者隐私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拥有保护自身的隐私部位、病史、身体缺陷、特殊经历、遭遇等隐私，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犯的权利

[17]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第4编题为人格权，其第990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在我国实践中，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提供和机会获得而言，农民、中老年人、低收入群体、患严重疾病的人可能会相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或可将医疗服务中的知情同意权分为知情权和同意权。人格权是以人性尊严和人格发展为内涵的权利，其旨在保障个人身体和精神活动自由，贯彻个人自主，并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社会价值。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5条第1句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7条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8]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4条。[23]患者隐私权保护对应着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的保护患者隐私和保护患者个人信息义务。

[5]国家根据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性质，根据社会生活的现实及国家整体发展状况，来提供适当的制度性保障。（二）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由于社会权受到保障，国家就负有了努力实现社会权的义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患者有平等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其知情权和隐私权应依法受到保护。

[4]权利和制度结合时，制度应为权利而存在，制度的建构和实施应以维护个人权利为要义。对于这些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立法者不得任意变更。

[28]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8]国家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医疗和医疗慈善服务等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2条的规定，患者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对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5] 许志雄：《人权论：现代与近代的交会》，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6年，第109页。[24]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尊重患者人格尊严，保护患者隐私。[15]应通过建构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织牢织密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促进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这也有助于克服同病不同医问题。不等者，不等之的诫命，应考虑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根据资源有效利用的原则，妥善分配医疗卫生服务资源。[2] 但公民无法直接依据《宪法》第45条第1款申请国家给付，宪法规范有赖于国家通过立法来加以具体规定和实施。

（四）共同维护良好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 患者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遵守诊疗制度和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3] 从宪法原理出发，常以制度性保障理论来诠释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来保障基本权利的存在和实现。

[27] 参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3章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相关系列规定。不能对某个阶层予以优待，而形成对其他群体的歧视或相对剥夺。

尽管医疗卫生人员尽力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但由于医疗服务活动的特殊性，难免在诊疗中发生失败，或未能达到患者或患者家属的希冀。[29]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7条第3款。

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的合法权益，其相应制度建构之道或许包括如下几点： （一）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25]从而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具有社会权的性质，这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给付行政的责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提供相应的生存照顾。知情同意权使患者能行使医疗上的自我决定权，自主决定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捍卫自己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26]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17条。

[19] 参见《民法典》草案第990条。[25] 参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9条第1款。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1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应遵守行业规范，恪守医德，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11]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15条第2款。

[30]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7条第2款。[29] （五）对医患纠纷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三）隐私权 从比较法上考察，可将隐私权视为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权，认为个人的私人生活有受到尊重、不被他人随意侵入的权利，个人有权利不公开不想为他人知道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事实和信息。作者简介：宋华琳，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例如《宪法》第45条第2句规定，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20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

它要求国家必须建立某些法律制度，以确保基本权利的实现。例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2条第2款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同意。

知情同意权构成了独立的人格权类型。关键词: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立法 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 制度性保障 平等权 知情同意权 隐私权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并将于2020年6月1日起施行。

[16] 参见马超、顾海、宋泽：《补偿原则下的城乡医疗服务利用机会不平等》，《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6卷第4期，第1262页。对患者就诊疗行为提出的疑问，应当及时予以核实、自查，并指定有关人员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沟通，如实说明情况。